先说一句不大讲情面的实话。世上的鞍马与人生的鞍马一样，都会突然抖上一抖，把人从半空里甩下去。有人在地上爬起来，拍拍灰，骂两句就算完；也有人把灰揉进掌纹里，攥成茧子，再翻身上马，非把那条木槽踩出一点回音不可。体坛上，李东华便是后一种人。若把他的二十二年磨砺摊开来看，不过是一条反复与命运拉扯的绳子，越拧越紧，最后在亚特兰大的灯光下，结成一个叫金牌的结。
这结不是凭空生的。故事若顺着讲，人们容易被结局的光亮晃了眼。我宁可从阴影里点灯。四川成都，一九六七年，一个活泼的孩子被体育老师盯上，说骨节灵活，是块料。父母半信半疑，把他送进体校。小孩子初尝铁血的滋味，喊累要回家。老师与父母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，硬是把他拉在训练房里。汗滴落在垫子上，像雨点砸在屋檐，久了便不响，响的是肌肉与意志一点点长成的脊梁。
少年成名容易让人起轻飘之心，他却被生活用最笨拙的手法按了回去。一九八三年进国家队，小名体操小天才。翌年看着李宁夺金，心里火苗烧得正旺。谁知冬天练跳马，落点一差，肚腹磕上器械，脾脏裂，左肾去，其实等于在身上挖了个洞。医生劝退，写着二级残疾四个字。他不认，拉筋、慢跑，从五十米挪到一百米，像一只受伤的豹子在暗林里舔舐血痕，舔到舌根发麻也不肯停。半年回队，算是把命运的第一张退票硬生生撕掉。
命运不甘心给第二张。一九八七年，他在自由体操时后空翻过了头，脚踝扭坏，跟腱撕裂。一个运动员的跟腱断了，大抵与武士折了刀是一样的。他偏不叹气，推着轮椅去练臂力，把目光移到鞍马上。秋天全国锦标赛，他从那条窄窄的马背上盘出一个冠军。四川的报纸把他当旗帜挂起，但旗子刚能迎风，就又被风折。一九八八年一月，双杠上头先着地，脊椎紊乱，几处骨裂，下半身麻木。年轻人半夜在北京的街头游荡，车灯从脸上掠过，像许多冷眼。他曾经想过了结，但脚步到底没迈进那一步，因为心里还有一条鞍马，未骑完。
他退去喧嚣，留在北京读书，打捞心里那点秩序。六月天安门前遇见一位瑞士姑娘，柏兰莎。她问路，他答话，又恰巧都懂体操，便越说越近。那时的国家队对恋爱还扣着门闩，他若留下，要守规矩；若离开，要自担风雨。他终于告别待了五年的队伍，在成都成婚，三月便赴卢塞恩。到了瑞士才知道，亲属移民要等满五年才有国籍，等于五年拿不到正式的赛场门票。运动员的五年，像窗台上的冰，不能晒太久。
他没有躺在沙发上叹气，去刷墙、挖路、洗车，练完体操再打工，像在两份生活之间搭窄桥。请不起教练，便拿摄像机拍自己的动作，一帧一帧找瑕疵。晚上训练场空荡荡，呼吸声逼着人心慌，他却把它当节拍。一九九零年，他挤进瑞士国家队训练营，虽然没有薪水，起码有口饭。四年后拿到瑞士护照，四月的世锦赛，鞍马铜牌是这个国家四十多年未见的颜色。第二年他又摘世界冠军，得一张通往奥运的船票。
一九九六年，亚特兰大。二十九岁的他第五个登场。人到此时，手会抖，这是生理；心若乱，就是心病。他把目光扣在那条狭窄的木背上，像把自己塞进针眼。一分钟不到，动作连缀得像一根无缝的绳索。9.875，金牌。瑞士人把他当民族的象征，国家元首致意，萨马兰奇送杯。但比金杯更重的，是二十二年在骨节里铆下的铁。
金牌之后，生活总要回到俗务。他停下到处兼职的脚，开公司、办学校，想让熟悉的鞍马变成众人的阶梯。家事却难全。一场跨国婚姻终究被文化与观念的缝缝补补撕开，女儿留在瑞士，他回成都，遇见黄倩，成家。四十五岁再得一子，小名瑞龙。人到中年，最怕一个好字，怕它来得慢，走得快。
二零一九年，小儿腹部鼓胀，医院的走廊比冬天更冷。医生说恶性，且扩散。四天之后，孩子走了。世上最硬的男人也有一个最软的地方，叫做父亲。他在床前守了许多夜，回想孩子初学发音的混合语，瑞士德语、四川话、普通话，像风铃。风停了，铃还在晃。他失去的不止一个孩子，还是一条将来。他把痛化为手，去创立瑞士龙龙儿童基金，替重病的孩子和家庭递上绵力。这不是胜利，是不让绝望独自称王。
若把这一生再缩成几行：少年得志，壮年伤痕，异国沉潜，迟来金光，世事无常，而他从不轻言投降。有人说他倔，我却愿称之为一种朴素的忠诚，忠于那条狭窄的鞍马，更忠于心里那点不肯被世界压弯的直。
世人遇到坎坷，多半先学会退缩，再学会解释退缩的道理。李东华倒是把道理改成路。他三次重伤，三次归来；五年无籍，苦练不辍；荣光之后，仍要与家运的阴霾掰手腕。这些话合在一起，只能得出一个并不新鲜却还算认真可靠的结论：人的意志，往往比人自己以为的更耐磨。运动的奖牌会生锈，精神的筋骨不容易。
到此便点题吧。鞍马之上，重在连贯；人生之中，重在不断。愿看文至此的你我，在各自的窄木背上，也能学他那样，摔过再上，怕过也上。愿我们都能把苦难碾成茧，把茧练成掌，以一份不肯屈服的劲头去守护所爱、追逐所求。愿健康常在，家人平安，心中之火不灭，前路之光不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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